甘草的药用-作用药效

               作者:王焕华

　　  本草王国话“国老”  

　　中药在古代，被人们称作“本草”，甘草则是本草王国中的“国老”。古人云：“诸药中以甘草为君，功能调和诸药，遂有国老之号。”南北朝时，陶弘景对国老的解释为：“国老即帝师之称，虽非君而为君所宗。”明代李明珍还赞美说：“甘草协和群品，有元老之功，普治百邪，得王道之化，可谓药中之良相也。”不管叫“国老”也好，称“良相”也罢，这都说明甘草是本草王国应用最多的药物，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其入药的历史都极其悠久。早在公元前200年左右，我国最古老的辞书《尔雅》已经有甘草的记载。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9年编纂的《淮南子》一书中，对甘草的药用亦有记述，称“甘草主生肉之药也”。甘草味至甘，性平和，故以其味至甘而得名。甘与甜字虽字义相近，但“甘”字含义为广，《说文》甘字段注说：“五味之美好者为甘。”俗亦以美好饮食称之为甘旨，而发病时不思饮食谓其食不甘味，故《神农本草经》中又称甘草为“美草”、“蜜甘”。东汉末年，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记载了256个处方，其中含甘草的处方即有154个，占总处方的60％以上。有学者曾对某医院的中药处方1200张进行分类统计，发现甘草的使用率高达85％，可见甘草的应用十分广泛。无怪乎陶弘景这样说过：“此草最为众药之主，经方少有不用者。”在欧洲和西亚，甘草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在世界最早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中，对甘草已有记载。公元前400年的《希波克拉底全集》中，已记叙了甘草的使用。希波克拉底是希腊人，被后人称为“西方医学之父”。从1820年开始，甘草被yU．z．美国药典的法定药物，但19、20版没有载入，第21版又重新列入。现在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前苏联等许多国家药典中仍保留着甘草。令人感兴趣的是，1986年9月20日日本电视台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新闻：日本医学工作者发现，中国传统中药——甘草，具有治疗艾滋病的效果，甘草对艾滋病毒的抑制率高达98％，故被称之为战胜艾滋病的“仙草”。另据科技部门的信息，土库曼尼亚艾滋病防治中心和巴什基尔化学研究所与医学院共同研究，已从甘草中分离并配制成一种能有效地抑制艾滋病毒繁殖的新药——尼格利津，同时已为新西伯利亚医院的临床试验所证明，它确是目前世界上治疗艾滋病最有效的一种药物。专家认为，就作用而言，尼格利津近似于美国科学家研制的叠氮脱胸苷，但后者因毒性引起的副作用太大，难以推广应用，而前者就无此弊端。此外，这种甘草提取物配制成的药物，对艾滋病毒具有高度的分辨与跟踪力，应用时“弹无虚发”，药到生效，被专家们誉为艾滋病的克星。

  当代名医用甘草特色

　　历代用甘草，均以炙甘草治脾胃气虚，生甘草清热解毒。然而，近代一些中医专家跳出传统，各显新招。已故盐山名医张锡纯认为，古方治肺痈初起，单用粉甘草四两，煮汤饮之者，恒有效验。对此，张氏又有发挥，他的经验是：对于肺结核之初期，咳嗽吐痰，微带腥臭者，恒用生甘草为细末，每服钱半，用金银花三钱煎汤送下，日服三次，屡屡获效。已故名医蒲辅周先生用“甘草油”，可谓一绝，其法是用大甘草，刮去皮切细晒干，勿用火焙，研成细末，以纯洁芝麻油(或纯洁菜油亦可，花生油及其他杂油俱不可用)，用磁缸或玻璃缸，将香油盛入缸内，再纳入甘草粉，浸泡三昼夜，即可使用。此方治一切火毒疮疖，以及溃久不愈之溃疡俱效。如遇初起之疔疮，阴部溃疡，厚涂于上，干时再涂，能泻火消肿止痛。蒲老说：“我曾用数十年，颇有效。小儿暑天热疖疮，其效显著。经过数十年，用之满意，疗效好，价廉。”借助甘草“清热解毒”作用，治疗疮疖痱毒和脓肿，中医研究院阎考诚先生颇有心得。阎氏曾于1965年夏，在山西巡回医疗，治疗不少疖肿和痱毒患儿；初用一般清热解毒的黄柏、蒲公英、紫花地丁之类，虽获效于一时，但多反复，后改用生甘草30克，马齿苋30克，忍冬藤30克，生大黄3克，共研细末，每次服10克，一日服三次，重者水煎服，按上药剂量，每日1剂，一般5～7日获愈，很少复发。从此以后，阎氏应用上方治疗各种皮肤感染疾病，每每获效。对荨麻疹、湿疹、紫癜等过敏性疾病，重用甘草治之，效果也很好，一般3—5岁儿童用量可达30克。不仅如此，阎氏还善用甘草调理一些慢性疑难杂证：以炙甘草30克，灵芝30克，胎盘粉30克，共研细末为丸，每丸重6克，每日三次，每次1丸，用于哮喘缓解期、肾病综合症减用或停用激素之时，以及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辅助治疗，效果均较理想。另用炙甘草30千克，黄精30千克，益智仁30千克，石菖蒲30千克，熬膏，兑人生晒参、紫河车细面各6千克，搅匀，烘干后压片，每片0．3克，每服6～10片，每日三次，功能益气补精，治疗五迟五软，大脑发育不全和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癫痫，实属独特。古人云：“呕家忌甘”，可河南中医学院的郑颉云先生却不以为然，他常用生甘草30克，生大黄3克，伏龙肝15克，专治热吐证，临床表现为食人即吐，吐物酸臭，便于，舌质红，苔黄厚，脉滑数，一般1—2剂即能止吐。这些著名老中医应用甘草的经验结晶，为祖国医学又增添了一份光彩。

  “甘草解毒"与“甘草致毒”说

　　远在晋代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甘草是味解毒良药，可以“治七十二种乳石毒，解一千二百般草木毒”。唐代药王孙思邈对甘草解毒之功，颇为赞赏，曾说“甘草解百药毒，如汤沃雪”。古称土豆汁解百药毒，孙思邈试之每不效，“予加甘草，为甘豆汤，其效乃奇，其验更速，入腹即定”。以甘草解百毒，至今广为应用，如乌头类中毒，包括川乌、草乌、附子、关白附、一支蒿等，可用甘草、生姜、银花水煎服；天南星科中毒，包括南星、半夏、禹白附，用甘草、生姜、防风煎服；马钱子中毒用甘草、绿豆煎服，皆有良效。实践证明，甘草还能消除或降低组织胺、水合氯醛、升汞等的毒性，对河豚毒、蛇毒、白喉毒素、破伤风毒素，甚至艾滋病毒等，也有一定解毒作用。甘草何以能解毒?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甘草的主要成分是甘草甜素，即甘草酸(商品名甘草甜精)，它的分子结构为两个葡萄糖醛酸和一个甘草次酸所组成，甘草甜素的葡萄糖醛酸在人体内游离后，可与含有羟基或羧基的有毒物质相结合，生成无毒物质而排出体外，从而起到解毒作用。实验中发现，甘草甜素的解毒机制与活性炭十分相似，对毒素有吸附作用。应用30毫克的甘草甜素，对剧毒药士的宁的吸附率为35．89％，对水合氯醛的吸附率为24．84％。对阿托品的吸附率为10．63％，而且甘草甜素的用量与毒物的吸附率成正比，当甘草甜素的剂量增加后，其吸附作用也相应增强。以上实验结果，与祖国医学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然而，今人却另有一说：甘草有毒副作用。日本汉医学界还指出：大剂量使用甘草，或少量长期应用，将有20％的病人会出现水肿，四肢无力，痉挛麻木，头晕头痛，甚至高血压、低血钾等，医学上称“假醛固酮症”。对于甘草致毒，我国古今学者均有异议。如清代汪昂曾批驳：“古方用甘草，皆倚为君，必须重用方效，奈何时师每用不过二三分而止，不知始自何人?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殊属可笑。”可见，前人也不反对重用甘草。北京中医院许公岩先生运用甘草的经验尤丰，常用量一般为30～50克，最大量可用至60克，方小量重，每方只有三四味药，治疗内科常见的几十种病证。由于重视辨证，加之配伍得当，即使长期大剂量服用，也未发生毒副作用。该院林杰豪先生谈到过这么一件事，颇有说服力：一位老年肺心病患者，虽短期小量使用，但次晨面部仍出现浮肿，经过小量临床实践分析，认为这与辨证不确加之配伍不当有关，如适当配伍利尿药或理气药，即可纠正。由此，林氏指出：甘草在临床上的应用有无毒副作用，是与用法和配伍当否有关，如应用得当，虽大剂量长期服用，也不会出现毒副作用。此论颇为公允。

　　有关甘草的两点质疑

　　甘草虽是一味极常用的中药，但有两点疑问，值得一提，一为“令人阴不痿”，二是“甘草反鲢鱼”。对于前者，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的刘寿永先生曾撰文提出：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甘草“令人阴不痿”实为笔误，治阳痿不宜用甘草。甘草治阳痿，始见于唐代甄权《药性本草》，谓之“甘草令人阴不痿”，但后来《政和本草》则谓“甘草令人阴痿”，而无“不”字。刘氏认为：甘草“令人阴痿”的依据是，甘草提取物有雌激素样作用，50毫克相当于0．1毫升雌二醇的效力，男子应用雌激素会使性欲减弱，这说明甘草不但没有壮阳作用，相反它可通过类雌性激素样作用影响人体的性功能，从而使男子宗筋弛纵，阴茎不举，出现阳痿。显而易见，甘草的作用，不是“令人阴不痿”，而是“令人阴痿”。

　　甘草反鲢鱼之事，见于长沙萧琢如所著《遁园医案》。盐山名医张锡纯曾见一离奇案件：有一农家，人口众多，冬月溏涸取鱼，煮食以供午餐。到了晚上，有一位妇女初觉饱闷不适，卧床休息，众人均未介意，谁知次日呼之不起，人已僵硬。于是乎全家惊慌，不明其故。再三考查，自进午餐后并未更进其他食物，后经细察，除鱼汁骨肉外，惟存甘草一条，约四五寸长。究其所来，据其家女儿说，小孩哭闹，每以甘草与食，釜中所存必系小儿所遗落者。又检所烹之鱼，皆系鲢鱼，并非毒物，而且古代医书并无甘草反鲢鱼之说。不一会儿，死者家属赶到，其中一少年大吵大嚷，认为“甘草鲢鱼同食毙命，千古无此奇事，岂得以谎言搪塞?果尔，则再用此二物同煮，与我食之。”说完此话，还催促农家照办，并亲自拿起鲢鱼和甘草二物，放人锅中烧熟，当场吃尽，不仅如此，还笑话旁观者愚昧胆小。当天晚上，这少年毫无不适，但到第二天早晨，却僵卧不起，一命呜呼。这样才使死者家属无言而去。由此得出：鲢鱼是常食之物，甘草乃常用之药，张锡纯主张在用甘草时，应以戒食鲢鱼为妥。